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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闿运:古书院最后的山长
浏览:    来源:华西都市报   发布日期:2019-03-04 10:17

清末尊经书院大门。袁庭栋提供,吕甲翻拍
清末尊经书院大门。袁庭栋提供,吕甲翻拍
王闿运编《唐诗选六卷》,清光绪二年成都尊经书局刻本。袁庭栋提供,吕甲翻拍
王闿运编《唐诗选六卷》,清光绪二年成都尊经书局刻本。袁庭栋提供,吕甲翻拍
王闿运编《唐诗选六卷》,清光绪二年成都尊经书局刻本。袁庭栋提供,吕甲翻拍
尊经书院记。袁庭栋提供,吕甲翻拍
尊经书院记。袁庭栋提供,吕甲翻拍
王闿运
王闿运


  说起近代蜀中的知名学府,有一个地方不得不提,那就是尊经书院。尊经书院是四川大学的历史源头之一,它培养了一大批影响四川近现代政治、思想、经济、文化和科学发展的优秀人物,比如之前见报过的宋育仁,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的杨锐、“最后的经学大师”廖平等等。

  说起尊经书院,有一个人更不得不提,那就是王闿运先生。王闿运,生于1833年,湖南湘潭人,因自署所居之楼曰“湘绮”,也被尊称为“湘绮先生”。王闿运是清末颇有名望的书院教育家和经学家。有学者说,他是中国古代书院史上的最后一任山长。

  尊经书院:清末四川最高学府

  说王闿运是“最后一任山长”,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。1898年戊戌变法和1903年癸卯学制改革,全国几乎所有的书院都改成了新式学堂,比如京师的有京师大学堂,其他省城改成高等学堂,府郡州县的就改成中等学堂和小学堂。王闿运还坚守着衡山的船山书院,甚至辛亥革命后,还在船山书院讲经说教,船山书院也成为了全国最后一所没有被改造的旧书院。

  为什么说提到尊经书院不得不提到王闿运呢?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介绍了二者之间的渊源。先说尊经书院,尊经书院是1874年,由当时的四川学政,著名的维新派官员张之洞创办的。当时四川有锦江书院,“锦江书院是传统书院的代表,讲的都是八股、时文,培养的都是应试科举的学子。张之洞对锦江书院的模式不满意,觉得这限制思想,学生没有学到真学问。”谭继和这样讲张之洞对旧式书院的态度。同治十三年(1874年),张之洞接受了川籍官绅薛焕等15人联合上书的建议,建立了尊经书院,地址就选在距离锦江书院不远的地方,文庙西街以西的石牛寺。袁庭栋在《成都街巷志》中介绍,当时尊经书院以全省盐税的盈余以及学田数百亩的田租作为经费。

  书院创设之初,本着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的方针,原本打算开设天文、地理、算学及格致等课程,但因风气未开,师资不够,最终成为经、史、词章人才的培养之所。张之洞为尊经书院制定了18条章程,要求学生们研习儒家的经典文献,还编写了《书目答问》和《輏轩语》两本书。还请当时的知名学者为山长,而尊经书院的声名大噪,和历任山长,尤其是王闿运的作用,有很大关系。

  王闿运提倡“以抄助读”法

  1879年,王闿运在当时四川总督丁宝桢的力邀下,出任尊经书院的山长。其实在那之前,张之洞、薛焕都邀请过王闿运,但王闿运出于种种原因,没有同意。从1879年到1887年,王闿运在尊经书院当了八年的山长,以“通经致用”为口号教育学生,他还有集句联:“考四海而为隽;纬群龙之所经。”

  这期间,王闿运提倡经世致用,以经史词章等来教化学生,而且对学生要求很严格。根据学者杨布生在《王闿运掌教尊经、船山两书院考》中提到,“王闿运规定,学生每月读书,必须记下心得体会,山长要审改评定,学生作业,不得抄袭陈文,或者请人捉刀代笔。”

  学者龙晦在《论薛焕、王闿运创办尊经书院》一文中提到,王闿运对读书、尤其是古代典籍为学生们作了许多提示,在《文九·读书之要》中说:“古今学术有三途:一曰儒林,经师之传习也;二曰文苑,学士之极思也;三曰道学,儒士之推致也。文苑之中复分三等:长记述者谓之良史,精论述者谓之诸子,工词赋者谓之才人。史以识为先,源出《尚书》;子以理为骨,源出《论语》;词赋似小,其源在《诗》。”

  为了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,他提倡“以抄助读”的方法,让学生抄书。为了鼓励学生,王闿运还把学生们在经、史、词章方面的优秀论文,集结成册刊印。王闿运还非常注意校勘,他成立了尊经书局,招了一些最善刻书的岳池刻工,将一些基本书重新校勘,书院的一些精英学生也参与校勘,这不仅培养了人才,也有助于提高四川的学术水平。

  他一只脚在新学一只脚在旧学

  谭继和说,王闿运在尊经书院任山长期间,在培养学生之余,也带动了四川学术的发展,可以说是带湘学入蜀,促进蜀学的发展。由于战乱、移民等等因素的影响,清初以后,四川学术衰微,人才凋敝。学生还有偏狭等缺点,眼界不够开阔。

  而能够为蜀学的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,除了王闿运在尊经书院的一些努力,也与他自身的学术水平与治学观念有关。王闿运是经学大师,提倡今文经学,主要注《春秋公羊传》,探讨经书中的微言大义。

  所谓今文经学,是跟古文经学相对的一个流派,最早的代表是西汉的董仲舒,提倡经世致用。谭继和解释说,“像王闿运这种提倡今文经学的,认为今文不可怀疑,尊崇孔子,讲微言大义。古文经学派呢,研究古文经籍,讲历史。”简单理解呢,今文经学就是讲究在儒家经典中找道理解释当下。在今文经学内部,又有“汉学”与“宋学”的区别,汉学重考据,通小学、训诂;宋学则是宏观上的,讲大道理。

  以对尊经书院的管理为例,张之洞用的是汉学的方法,但到了王闿运,王闿运认为汉学只是基本的读书方法,在思考上应用了宋学的方法,要让学问有用于时代,是对张之洞的一种扭转。王闿运教出来的学生中,有最后一位经学大师廖平,也有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的杨锐。廖平对王闿运的治学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。

  谭继和这么形容这三人的学术思想:张之洞从旧学阵营里走出来,一只脚踏入了新学的阵容,大半个身子还在旧学;王闿运一只脚在新学,一只脚还在旧学,大半个身子都到了新学的阵容里;到了廖平这里,就全身都在新学里了。这也是近代化转型时期的一个表现。

  在曾国藩幕府结识袁世凯叔祖父

  谭继和介绍,王闿运还作有《督抚歌》,记录督抚民族如满汉的比例,以及各省督抚本人的省籍,作为考察政治、地域、人事变迁的依据,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方便“跑官”和“拉关系”。而且为了改善并不富裕生活现状,他往往靠写寿文、序铭、对联,甚至写介绍信谋职,并且订了每函百金的规矩。

  王闿运7岁时开始进入私塾读书,后来跟长沙著名的学者刘焕藻学习,还进入过长沙城南书院求学。1850年,19岁的王闿运在县试中考取秀才,并在1857年考取举人功名,然而,在1859年和1871年两次入京参加会试中,均以下第告终。为晚清一代硕儒的王闿运,其实也就只是举人出身。1908年,因为别人的奏荐,王阎运被特授翰林院检讨,并在1911年加翰林院侍讲衔,王闿运却视之如敝屣。

  学者刘四平在论文《王闿运政治思想研究》中提到,科举上的失意似乎并没有对王闿运带来太大的心理冲击。为推行自己的“帝王之学”,青年时期的王闿运扩大了自己的交往范围,他做过曾国藩、肃顺、文煜、丁宝桢和夏时等人的幕僚,而且与张之洞、丁宝桢都是儿女亲家的关系。

  大概在1853年,曾国藩以丁忧侍郎奉旨在长沙兴办团练,提倡人人上书言事时,王闿运以上书言事这一途径结识曾国藩,刘四平考证:在曾国藩幕府的初期,他鼓励曾国藩“重法以绳吏青,严刑以延奸究”。

  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,曾国藩的湘军是与太平军作战的主要军事力量。这期间,与湘军的许多将领关系很深,受曾国荃的邀请,写了《湘军志》,反映了湘军的完整历史,也因此“名满天下,谤满天下”。有学者考证,王闿运曾向曾国藩建议拥兵自立,但曾国藩没同意。在客游于曾国藩的幕府经历中,王闿运还结识了袁世凯的叔祖父。1914年,已经耄耋之年的王闿运受袁世凯礼聘,出任国史馆馆长一职。

  刘四平在论文中总结,王闿运当时是主张经世济民,但是他反对维新变法和新政,也反对民主革命。对外,他主张抵抗列强侵略,还向丁宝桢建议经营西藏,然而反对向西方学习。

  学生众多,偏爱宋育仁

  在尊经书院,王闿运的学子中突出的有宋育仁、廖平和杨锐等。廖平被誉为“最后的经学大师”,学说影响了康有为,但是王闿运并不喜欢廖平,对廖平学术的评价也不高。因为廖平走的是“宋学”的路子,这不合王闿运的口味。加上廖平“拙于言”,其貌不扬,也不像王闿运那样文章、诗、词、赋都很漂亮,所以即使廖平中了进士,王闿运在日记中只字未提此事。在王闿运当国史馆馆长期间,骆成骧、岳凤仪等二十多位尊经的学生经常宴请他,想依靠他求得一官半职。但是他不愿意让廖平来国史馆工作。据说他定下了一条严格规定——修史当用翰林。他明知廖平只是一个进士,他建议用翰林就是为了卡住廖平。


  王闿运十分偏爱宋育仁,宋育仁能写骈文,又能作赋,在当时被认为是“当代宋玉”,很对王闿运的路子,他还认为宋育仁的文章是最好的。宋育仁中进士以后,王闿运把宋育仁推荐给了潘祖荫,在潘祖荫的安排下,宋育仁在翰林院做了庶吉士。

  杨锐、廖平、张祥龄、毛瀚丰和彭毓高是张之洞在尊经书院颇为器重的,五人有个雅号,叫“蜀中五少年”。王闿运很信得过杨锐的文笔,曾经“属其作寿文,为授意九条,令藻饰之。”但是对于杨锐、刘光第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,王闿运的态度却很能表明他的政见——反对戊戌变法。学者龙晦在研究中介绍,王闿运在当年的日记中,对于自己欣赏的学生被杀,没有丝毫态度。 华西都市报记者 王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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